《最蓝的眼睛》开头是三段重复的童谣，据说是当时白人小孩的识字读物。三段童谣内容完全一致，描述的是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幸福家庭，爸爸妈妈，儿子女儿，有猫有狗有house。
然而这童谣读来十分诡异。中心人物是一个叫简（Jane）的红衣小女孩，她想玩儿，但妈妈不和她玩儿，爸爸不和她玩儿，小猫小狗也不和她玩儿，最后来了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愿意和简玩儿，他们要玩一个很有趣的游戏，玩儿吧，简，玩儿吧。Play, Jane, play.
结合小说背景，这个所谓的“朋友”让人毛骨悚然。童谣内容的崩塌也表现在形式上。第一段是正常文字，第二段去掉标点，第三段在去掉标点后又进一步去掉英文间的空格。
没有标点和空格的这段童谣按顺序散见在正文章节前，随着小说的发展，童谣带来的气氛可以说是愈发诡异。故事最后佩科拉的疯魔幻想一章，章前恰是童谣最后一段，和不知名朋友一起玩吧，简。
这割裂的童谣何尝不是佩科拉破碎的一生呢。
三段童谣之后，故事开始了。
开头第一句说，Quiet as it’s kept, there were no marigolds in the fall of 1941. 别说出去，1941年的秋天没有金盏花。
托妮·莫里森自己在后记里说，Quiet as it’s kept 这个短语对她有特别的吸引力。小时候她总听到大人们这么说，尤其是黑人女性互相讲八卦的时候。带入一下中文，差不多就是“我悄悄告诉你”“不能告诉别人哦”。
这句话一说出来，说的人和听的人之间就自然地有了一种同谋般的默契：接下来说的话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种同谋的关系既得到了维持，又有所保留；这个秘密既得到了保密，又遭到了泄密。
莫里森说《最蓝的眼睛》的写作就是这样的，把女孩子之间的私密谈话摊开。更进一步地，这句话也给读者做了一种假设：下面要讲的可是一个大秘密！你准备好了吗？
什么秘密？ 一个没有金盏花的秋季。 哪一年的秋季？ 1941年。
1941年是个特别的年份。美国在这一年开始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写到 the fall of 1941 时，fall 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表面上的秋天，一个是秋天背后的凋落之意，暗指美国卷入了战争漩涡，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暗示。后记里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In 1941, and since that is a momentous year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ll” of 1941, just before the declaration of war, has a “closet” innuendo.
秋天是凋零的，凛冽的，金盏花是明亮的，坚韧的。 为什么1941年的秋天没有金盏花？
小说下一句说明了原因：We thought, at the time, that it was because Pecola was having her father’s baby that the marigolds did not grow.
那时候我们觉得，金盏花之所以长不出来，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爸爸的孩子。
读到这里，叙事人出现了，说话的是个模仿成年黑人女性的孩子（至少这部分是）。她努力在装大人，也努力像大人一样接受这个令人震惊的讯息。 这时，读者也不得不停下来开始思考。这个不伦的悲伤讯息是如此扎心，但孩子的声音值得信任吗？
莫里森谈到了她在这里的创新写法：
The novelty, I thought, would be in having this story of female violation revealed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victims or could-be victims of rape—the persons no one inquired of (certainly not in 1965): the girls themselves.
简而言之，从强暴受害者或潜在强暴受害者的角度揭开这个故事，也就是让至少在1965年还“无人问津”（no one inquired of）的女孩们自己来讲述。
然而，受害的女孩尚没有足够的语汇来理解自己遭受的暴行和理由，于是作者只好让佩科拉那两位一知半解的脆弱的女性朋友替她言说，而且是通过成年后的回顾，用自己的人生反思来填补受害者沉默的空白（to fill those silences with their own reflective lives）。
就这样，故事开头的震撼效果加倍了。那不是简单地宣布要分享某个秘密，而是宣告即将打破沉默，填补空白，说出不可说的一切。
莫里森说，开头这句话“把微不足道的一季花期延迟和一个黑人少女毫不起眼的毁灭联系起来”。…draw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minor destabilization in seasonal flora and the insignificant destruction of a black girl.
当然，这里的“微不足道（minor）”和“毫不起眼（insignificant）”都是对外人而言的，因为：
For the girls, both phenomena are earthshaking depositories of information they spend that whole year of childhood (and afterward) trying to fathom, and cannot.
对两个女孩来说，这两件事都是惊天动地的，她们整个童年都在试图理清背后的原因，但始终未能成功。
如果说她们取得了什么成就，那就是把这个试图厘清的难题分摊给了更广大的人群，而且这个人群里一定有当时她们想要成为的大人。这个人群就是小说的读者。 可以说，看到 Quiet as it’s kept 这句开场白时，读者也进入了这句话所宣告的同谋关系当中。
轻轻一瞥开头，就知道小说中的语言巧思极多。
再来看看小说中的人名设计。
佩科拉的父亲叫 Cholly Breedlove，breed 意为哺育、养成、导致，台湾译者曾珍珍译本直接将姓氏 Breedlove 译为“哺爱”，也许抓到了作者的用意，但这样的蕴涵实在难以中译。Cholly 无论如何不算一个能够“哺育”爱的人，反而是缺爱的，因此也就无法去爱，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女儿。
莫里森对 Love 似乎情有独钟。最有名的 Beloved《宠儿》中，她再一次把 love 放进了人名。Beloved 恰是因爱而遭到谋杀的孩子。而到了后来，她甚至直接写了一本就叫 Love 的小说。
《最蓝的眼睛》里写到了三位妓女，分别叫 China，Poland，和 Miss Marie。两个小孩把 Miss Marie 叫作 Maginot Line，马其顿防线。 联系小说悲剧发生的1941年，这三位分别叫做中国、波兰、马其顿的妓女多少表达了莫里森的暗讽。美国正在海外为正义而战，国内的种族问题却无人理会。
另外，按照台湾译者曾珍珍的译后记，两个黑人小女孩并不一定明白 Maginot Line 的含义，她们之所以这样叫 Miss Marie，是因为误听了大人们对 Miss Marie 的称呼：Magdalene，也就是抹大拉。
抹大拉的变音当然再一次证明了西方文学离不开《圣经》的古早定论，但莫里森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把握更体现在 Elihue Micah Whitecomb 身上。
Elihue 很明显是《圣经》中 Elihu 的变体，中文译作以利户。《旧约·约伯记》第34章中，以利户说神“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He does not keep the wicked alive, but gives the afflicated their rights）”，他强调耶和华始终掌控他创造的万事万物，哪怕在一切苦难当中。从此以利户有了替神向苦难人代言的意味。
Micah 就更明显了，《旧约·弥迦书》最有名的一句出现在第6章“神对世人的要求”，先知弥迦说道：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而小说里的 Elihue 是个怎样的人呢？反人类的，恋童的，邪恶的，是压死佩科拉最后一根稻草的。 他出现时并没有名字，大家都叫他 Soaphead Church，肥皂头·教堂，直到他最后以耶和华自居，声称赐予佩科拉最蓝的眼睛，莫里森才给出了他完整的姓名，Elihue Micah Whitecomb。
两个《圣经》重要人物的名字，一个对应 Soaphead 肥皂头的姓氏。Whitecomb，comb 可以是梳子，也可以是公鸡的鸡冠，白人的梳子，白人的鸡冠。反讽程度拉满。
《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是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题目中的 bluest 同样有两层含义，最蓝的，最忧郁的。
莫里森在后记中说，《最蓝的眼睛》刚出版时就像佩科拉的一生，被漠视，被藐视，被误读，直到20多年后的1993年，这本书才得到了重视，因为她在这一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回想起当年的写作，莫里森说：
Thinking back now on the problems expressive language presented to me, I am amazed by their currency, their tenacity. Hearing “civilized” languages debase humans, watching cultural exorcisms debase literature, seeing oneself preserved in the amber of disqualifying metaphors—I can say that my narrative project is as difficult today as it was thirty years ago.
此時回顧表達性語言曾經帶給我的挑戰，我倒是驚詫於這些挑戰始終存在，如影隨形、與時俱進。處處聽見“文明化的”語言如何讓人墮落，目睹文化的驅魔動作使文學墮落，省察自己被保存在時時自行結構的隱喻餘燼裏——我能説的是，我的敍事工程之艱鉅，今日如同三十年前。
